上帝创造天地和万物，在第六日造出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亚当和夏娃夫妇的头发颜色、长短、和发型如何，圣经上似乎没有记载。但上帝晓谕他们的后代说：“至于你们，就是每一根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诚然，一个人的头发到底有多少根，上帝数过就好了。芸芸尘世间的劳苦众生，倒省却了诸多烦恼，免得青丝好端端地脱落。
人类的发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和浸润其中的文化如影随形。远古传说里，伏羲时代已开始椎髻，不再散发。在《旧约》圣经里，先知以西结所见的异象中，上帝吩咐祭司不可剃头，不可披头散发，头发必须修剪。中国春秋时期，据传是孔子及其弟子们撰写的《孝经·开宗明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中国古代刑法分为五等。“去发”的髡刑不在五刑之列，但亦为刑罚之一。
人们的发型，无论是被仔细打理与否，可以偶尔蕴含着张扬的个性。例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喝酒嗑药、散发裸衣，放浪形骸却流传千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上某些“赶潮流”男的留长发，是被令人侧目而视的，除了其他标配，如留着小胡子，穿喇叭裤等。至于各个时期，众多所谓的艺术家们，“明星”及艺人们，发型千奇百怪，皆为大众所熟悉，见怪不怪，心平气和了。
人们的发型更可以沉淀出厚重的历史，并且对人类的生活影响入骨三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比如现在香港行政区的法官们在法庭上还戴着羊毛假发，一波三折。但发型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犹为深刻。这种作用，至今仍未消失殆尽—大概需要几个世纪才可以根除—但在历史长河里，抹去这一页实在太难了。清初入关，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采取“剃发易服”之策。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强令“剃发易服”。其执行口号据说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作为征服者，多尔衮实施了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包括屠城，剃发易服，圈地，投充（让汉人百姓以奴仆身份入旗耕种土地），缉捕逃人（农奴）。全国各地反清运动此起彼伏。清统治者为了震慑百姓，杀人立威。进入山海关之后，清军令沿路州县百姓“剃发易服”。起初的“剃发令”，几乎剃光头、脑袋只留一个小辫子。汉人百姓强烈反对，多尔衮为了稳定统治被迫收回“剃发令”。在消灭李自成“大顺”与明朝“弘光“朝廷之后，多尔衮再次在全国颁布严苛的“剃发易服“令。全国各地反对“剃发令”的运动此起彼伏。“官逼民反，许多归附、未归附的百姓，奴仆、难民等被迫加入反清义军，被清军无情剿灭。” 这些民族压迫政策使得清政府花了20多年才基本肃清南明及大顺、大西、郑氏等反清势力，延长了统一全国的时间
与“剃发令”并行的是，残酷无情的镇压。清军所到之处，遇到抵抗，城破之后，无论军民一律屠杀或充为奴婢。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起于始。扬州人在史可法领导下顽强抵抗，最后史可法慷慨死难，扬州惨遭十日屠城。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曾著《梅花岭记》，追叙史可法在扬州抗清牺牲的经过。表面上，扬州和嘉定人因为发型的缘由—因不愿意拖起辫子—实际上，强族对弱族的统治与镇压，征服与赢得世界，必须首先从文化开始。这一点从近代史上遍地开花的殖民统治历史可见一斑。西班牙语在墨西哥和南美很多地区大行其道，可谓一目了然。日本在朝鲜半岛、中国的东北地区和台湾地区推行日语教育，也是活生生的例子。现代生活中盛行的“西服套装”也算一例，此为题外话，就此打住。
清朝三百年来—自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至1912年末帝溥仪退位—顺民”们渐渐地习惯了剃发与留发。发型也演化成了“前半部分剃光头，后半部分留辫子”了。到了晚清末年，落伍的清政府“锁国”不成，洋枪、洋炮带着鸦片涌了进来。属于满清国民特色的“大辫子”成了屈辱，弱势，落后，和愚昧的象征。
清末民初，有关头发（发型）的话题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剪辫子”是国民革命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被晚清政府视为“大逆不道”，被砍头的理由。“革命”从剪发开始，表示与旧的世界决裂。剪发彻底与否，是否是革命彻底的标志？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创作的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以“双十节”为线索，以N先生独白的方式，讨论了男人留辫子、剪辫子，女子剪发等“发型”问题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涵义。鲁迅先生大概对留辫子印象极为深刻。1926年，先生在厦门大学时所著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里，将盘起在头上的大辫子形象地描述为“富士山”。他辛辣地写道：“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注：这段文字好像是要求背诵的—是经常被拿来考试的。）
这根“油光可鉴”、“实在标致极了”的大辫子是否进了历史的故纸堆了？这些年，满屏幕上清宫廷剧，让“大辫子”在寻常百姓眼里眼花缭乱地“标致”着。看来很多编剧与文人们对“大辫子”情有独钟。“无可奈何花落去”。冯骥才的《神鞭》把天津卫傻二头上“那条粗黑油亮、精足血壮、好似码头绞盘上的大缆绳般的大辫子”描写得活灵活现。但最后傻二顺应时代的潮流，毅然割了辫，废了神鞭，改用“洋枪”去了。
如同“傻二”，“大辫子“已从国人的头上去除，“洋枪”似乎也趁手好使，“洋为中用“，好像演绎得淋漓尽致了。国富民强如曙光在前，唾手可得，指日可待。活着的人们，梦终有醒的时候。虽然到了新的世纪，没有了“鸦片”做噱头，各种颜色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中”。或许是我的臆测而已。请君侧目看看左右，华人头后面的“大辫子”尚在否？
“古为今用”。
（初稿于2020年11月26日，美国“感恩节”凌晨一点。是为后记。）
作者简介：关东胜，艺美网专栏作家，工学博士（美国）、工商管理硕士（美国）。曾任教于京城高校，现定居美国，从事食品安全和品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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