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老先生这句至理名言，影响了几千年以来的“华夷认知”，也算是对华夷之辨最好的注脚。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华夷冲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冲突）发生在所谓的“五胡乱华”时期。北方匈奴人刘渊振臂一挥，西晋政权南迁，东晋开始。而刘渊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没有像他的祖先那样抢了汉人的东西就“北窜”，而是驻扎下来建立了“汉朝”政权。当然，他建立政权之前先做了这么几件事情。
首先是把自己的血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自称是汉朝皇族的外甥（因为汉朝时期与匈奴的和亲制度，而刘渊确实是匈奴刘氏），于是以汉朝帝胄自居；其次是追谥刘禅为孝怀皇帝，尽管刘禅后来已经被司马氏封为“安乐县公”，但是刘渊对此“拒不承认”，表现出对于司马政权的不认可；第三以“大汉”为国号，自称皇帝。
这主要的三件事情不难看出，刘渊这个匈奴人，尽管属于外族，“去华夏甚远”，但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仍然要在名义上跟“汉祚”千方百计地扯上关系。
刘渊追谥刘禅，还有着另外的意味。原本刘备就是一个追求血统洁癖的佼佼者，刘备以皇室贵胄自居，这本身就是一种血统上的攀附。所以刘备尽管自称仍然是汉朝正统，但是其他两个政权——魏国和吴国，并没有予以承认。之后的政权，对于偏安一隅的所谓季汉政权，一般都以“蜀”称之，在蜀国生活过的史官陈寿，也对蜀国的汉朝自居并不认可，而是以“先主”和“后主”称呼刘备和刘禅。
刘渊追封刘禅，一方面是出于对南方司马家族政权的否定，对刘备身份的一种认可，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对自身标榜的“刘汉的外甥”这样身份的一种暗示和呼应。他无非是想通过当时北方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对于“强汉”的政治认同和怀念，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已。
不过，刘渊在“认祖归宗”方面算是做了一次巨大的突破和尝试——少数民族对于华族身份的认同，原来也可以突破民族的樊篱。刘渊在历史上是第一个，当然也有紧跟其后者，五代十国时期的刘知远，原本是沙陀人，也复制了刘渊的创造，自称是东汉孝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昞之后，也同样建立了大汉政权。少数民族首领在中原腹地建立的政权，纷纷打着正统的旗号，这正是文化洁癖，通过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血统认同甚至是地域认同作为主要表现形式。
事实上，不仅少数民族政权在建立之前要千方百计地给自己的基业创造一个所谓的“名分”，汉民族自己的政权在这一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刘盆子能够当皇帝，无非也是沾了姓刘的光，刘秀能够支撑起又一个汉朝政权，且被后世称之为“光武中兴”，也同样是因为自己皇族的身份。把自己的身份或者血统往皇族方面靠一下，就要省很多事儿。从汉朝以降，这类事件层出不穷。
而作为明显的谋朝纂位类的人物，为了给自己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就要多费一些周折了。王莽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笼络人心，给自己造势，成就了圣人的好名声，尽管如此，在当了皇帝之后，仍然不乏反对者。而王莽本身的文化洁癖，应该是在孔子之后最虔诚的执行者了。孔子当年无非是想恢复周礼，仅仅是主张而自己身体力行，说白了只不过是他的理想，王莽是把这个理想化的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了。尽管最终失败了，但是他的虔诚和他对之前礼义文化的恪守，无不表现出一种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极端洁癖。这，就又是一种传承，一种文化洁癖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极端的表现形式之一例。
那么，文化洁癖何以在历史上愈演愈烈呢？笔者吉建军以为，文化洁癖之所以被继承下来，且发扬光大，主要原因在于一种不忍叛离的文化归属感，或者说是文化情结。对于长期以来比较先进的汉文化，不仅正宗的汉人对此推崇备至，连古代少数民族的人物也同样对此全盘接受，甚至要求更加严苛。甚至于古代少数民族整体被汉民族鄙为“蛮夷”，竟然没有遭到这些民族对汉族文化的抵触和报复，反而促使这些古代少数民族纷纷放弃自己的传统，主动或者被动融入汉文化，比起正宗的汉人来，他们的学习热情更高涨，文化认同感更强烈。
正所谓知耻而后勇。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乱华之罪魁的“五胡”，纷纷摒弃自己的民族习性，改为皈依到汉民族文化的门下，做了学生。原因在于汉族人对于游牧民族的鄙视。
如果说东汉以前汉人眼里的“夷狄”只是那些离自己很远的族群，胡人内迁以后，“夷狄”就成了自己的邻居，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表现得更加触目惊心。汉族文人的文字和语言中充满了对胡人的歧视色彩，时时可闻驱逐之声，比身体的虐待还严酷。晋御史中丞傅玄曾上书，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江统也撰《徙戎论》，建议摒除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这两条史料充分说明当时胡汉矛盾中，汉民族对于古代胡人的鄙视和驱逐之心。在胡人一面，面对汉族从上而下的歧视和欺压，则是“穷恚无聊”“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再加之他们对汉族社会的种种规矩法度不能适应，反抗的干柴早已备下，只欠火种。最终匈奴刘氏建立了政权，让居高临下、固执“华夷之防”的汉族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于是，在之后的政权中，汉族拼命维护自己的传统，以保持自己在文化上的优越感，与少数民族政权坚持不合作的态度，所以也就形成了南北朝时期，北方未曾南迁的士族和庶族地主或者士人，以传统继承为正统的“文化洁癖”现象。
由于胡人的文化意识远没有觉醒，一种与生俱来的卑劣感，让胡人与汉族文化越靠越近，甚至比汉人更注重传统的尊崇和文化洁癖的执行。汉人的歧视，首先使胡不敢直面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当时的统治者禁止人们提到“胡”字。当后赵君主石勒即位之后，“讳胡尤峻”，“号胡为‘国人’，有人谈及“胡”字便是杀身之祸。这让人不禁想起清朝对建州女真历史讳莫如深的相似事例。应该是同样的心理在作祟。
再举个例子。一个胡人有一次喝醉酒，乱闯宫禁，石勒震怒，责问为何无人阻止。守宫门的汉人官员冯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石）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冯翥在受到石勒的责问时，一紧张，嘴一嘚瑟，把“胡”的避讳给忘了，原本应该受到责罚。但是石勒觉得自己的族人的行为实在是太离谱了，让他自己都脸上无光，无可奈何地赦免了冯翥。
再看这段史料：（石）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尝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樊坦当着石勒骂羯人，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按道理应该判个大不敬，把他的脑袋砍了去！可是石勒却对他不仅礼遇有加，反而赏赐了很多财物。石勒固然是尊重汉族士大夫，也说明他对其族人的野蛮行为也相当不齿。最关键是，他觉得那些行为可耻，没有理由去反驳汉人的责骂。由此不难看出，石勒尽管是皇帝，但是作为少数民族的皇帝，对于汉民族赤裸裸当面的斥责、讥讽甚至鄙视，不仅认同，甚至遵守地比汉人还要严苛。这不得不说，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来说，执行汉文化的过程中，文化洁癖的表现更为明显。
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双方之间的正统之争，也表现出对于文化认同和传承的文化洁癖现象。南方政权是从北方南迁过去的，自以为正朔，而北方经过近百年的主动地汉化以及学习，早已经不是之前的蛮荒之地了。南北方一度因此而互派使节，进行文化修养等综合素质的辩论。
到了萧梁时期，南方有一个将领陈庆之，因为偶然的机缘，护送北朝的贵族到洛阳登基复国，没想到区区七千余人竟然攻下了洛阳，成功称帝。
当时，北地有几个人，原先是在南国呆过的，与陈庆之是旧相识，于是就请陈庆之喝酒。在酒桌上，很多南方人都在座，只有杨元慎一个人是北方士族。于是，陈庆之就借着酒醉，跟南国的几个土文人说：“你魏国再繁盛，不过仍然是五胡的政权，不是正统。正统应该在南国，因为南国有秦皇的传国玉玺！”杨元慎就非常不爽地回应陈庆之：“你江左小小的一隅，皇帝管的地方跟个刺史管的地方差不多大，也敢说是正朔？你们那破地方，湿气重，虫子蚂蚁又多又毒，毒气和瘴疠非常严重，苍蝇和青蛙在一个洞里挤着，人跟鸟一样一群一群地聚集在一起，短头发的国君又没有君临天下的样子。礼乐不张而法律制度不执行，就算是能勉强说一说前朝的语言，又能怎样呢？”
杨元慎一口地道的洛阳官话，把南朝的奢靡之风和礼乐之崩说得头头是道，而且批判地陈庆之哑口无言，没办法反驳。甚至于“庆之等见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发，杜口流汗，合声不言。”
这第一次交锋，就给从南朝过来且一直以正统自居的陈庆之很大的震撼，这个特别自负的南朝将领，很快就又经历了第二次震撼。几天以后，陈庆之生病了，就派人去找医生，杨元慎自荐毛遂，表示能治陈庆之的病。陈庆之于是就请杨元慎过来。这一次，杨元慎口中含着水喷陈庆之，且念念有词，名为“驱鬼”，实为影射南朝：“吴越小地方的小鬼们，你们听着，你们长久住在健康，戴着小一号的冠带，穿着小一号的衣服，却自称阿侬、说话跟牛头鬼一样。以茭白和稗子为食……穿着布袍草鞋，倒骑水牛……你们快快离开，回你们扬州去！”
这一番念咒，让陈庆之更为难堪，他把头埋在枕头里说：“杨先生让我受辱太甚了！”从此再也不敢轻视南方的士人，“吴儿更不敢解语”。陈庆之南归之后，特别尊重北朝人。朱异觉得奇怪，便去问他，陈庆之说：“我刚开始以为江北都是蛮夷之乡，等到了洛阳，才知道重视道统的君子在中原，不是我们江东所能比拟的，还怎么能轻视他们呢？”（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汉族大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化之后，终于能够与南朝在文化方面齐头并进，甚至有所超越了。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汉化开始，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北朝以极端的守制，守护者文化传统，其文化洁癖可见一斑。
然而，尽管北方已经达到与南方不相上下的文化正统竞争，但是南朝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陈庆之一样。即使在后世，也有不少士人对北朝的文化洁癖不屑一顾。司马光就是其中一位。
司马光从小因为砸缸救人，成为思维活跃的典范，然而具体到《资治通鉴》的编纂方面，就开始变得教条起来，显示其正统意识中的文化洁癖。
《通鉴》南北朝纪年不见北魏、北齐、北周，只有宋、齐、梁、陈，很明显，是以南朝为“正统”。 司马光的助手刘恕对此也曾有异议，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但看来这抗议最后也没有用。
事实上，所谓的正统，无非是统治阶层之间把玩的噱头而已，是否属于正统，原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天真地以为，自身的文化没有觉醒，只要能够贴上正统文化的标签，在血脉方面再山寨一下，同时严格按照正统的标准治理国家，也就实现了正统。不难看出，正统存续之中表现的文化洁癖，也不过是为了获得所谓的“认证标签”而已。
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说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些观点当时都得到了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大力推崇。
而可悲的是，尽管有这样的理论支撑，现实又确实是“成王败寇”，但是古代少数民族内心深处的文化不自信，还是造就了其文化洁癖的显著特点。以南北朝为例，秦皇的传国玉玺，原本在北朝，几经辗转，南朝最终获取了。北朝为了获得求得内心的安慰，大量伪造传国玉玺。史料记载，当时的传国玉玺有40余，主要分布在北朝，可见当时的文化洁癖是多么严重。
然而，中华正统的标准，在历史长河中实在是矛盾多多。如果以血统者论，隋唐盛世是鲜卑人创造的，而最终成为正统，且中国人也称为“唐人”，可见史学家是以隋唐为正统获得认证的。另外，清朝也是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却仍然获得史学界的正统认可，最后甚至制造出了唐装，其实不过是清朝的马褂改造的而已。那么，究竟什么标准才能获得“正统”认证呢？
梁启超曾列举了古人判定正统的六条依据：以得地多者为正；以居位久者为正；以前代血胤为正；以居前代旧都为正；以后代所承者为正；以中国种族为正。（注：《饮冰室合集·新史学·正统论》）
由此可见，正统本身就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而为了实现这个虚无飘渺的认证而表现出来的文化洁癖，一直影响了数千年，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即使在多元化的今天，文化洁癖依然大行其道。
最典型的要数韩国与中国的文化遗产之争，随着端午等节日被韩国抢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就不是个滋味了：我堂堂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你一个东夷属国，有什么资格跟我们争？民间的争论自不必言，网上的谩骂则不断升级，其结果已经造成两国官方不得不出面进行协调，却也效果有限。这种争论的背后，仍然能看出文化洁癖的影子来，与当年南北朝正统和华夷之辨，异曲同工而已。这一方面表现出韩国对于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如果自信的话，何以需要别人认证呢？另一方面中国对于中华文化的不自信——既然自信，何必在意一个连自己特色文化都没有的小国的可怜行径呢？
前几年，广电总局还仅仅是总局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通知，大意是要求对于英文的字幕和英文简称的使用，尽量避免，应该以中文全称或者简称代替，比如NBA不能说了，只能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此令一出，舆论哗然，各界弹赞不一。而最近又出现对于热播的美剧多有控制，又引发了争论以及一些文化人士的不解。
其实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都是文化洁癖在作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因为对于所谓正统、正宗的追求，一直以来主观上对于外来文化是拒绝接纳的。可是客观上无法实现。即使在南北朝时期，尽管杨元慎在羞辱陈庆之的时候，用的是百年之前晋室南渡之前的官方话，发音也绝对标准，但是真正生活中的语言，难免不被当时的少数民族语言所影响，南方则更严重，因为有着政治上和血脉上的优势，他们恪守文化传统的积极性显然不如北朝，早已经操着一口带着严重吴地口音的洛阳官话了。所以陈庆之在受辱之后，竟然无力反驳。
英文字母和英文简称被弃用，有人说这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保护传统，也有学者在“两会”上专门提出过议案。而真正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恐慌和不自信。如今的中华文化，尽管在文化洁癖影响多年的基础上，仍然吸纳了大量的外来文化：阿拉伯数字、满语、方言、日文对于西方近现代词汇的翻译……不一而足。
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能够言简意赅地表达思想，传播文化即可，完全不必要去追求病态的文化正统。须知需要保护的文化，是最没有生命力的，而不断发展的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才是最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
抛弃文化洁癖，把中华文化从笼子里放出来，兼容并蓄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人为的干涉这种客观的文化交融，是徒劳的，更是不理智的。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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